貴州六百年中我的六十年
編者按：《貴州六百年中我的六十年》講述了我院黨委書記、理事長向德芬“小我”與“大我”、個人與醫院、個人與貴州的關系;本報將分五期進行連載，通過這個故事讓年輕一代“二醫人”記住以向德芬書記為代表的老一輩“二醫人”的艱辛創業史，讓“二醫人”不忘歷史、珍惜現在、展望未來……
貴州六百年中我的六十年
向往當一名好醫生
清朝時，我的先輩在從江西來到貴州，幾經輾轉，最后在清鎮衛城定居下來。在我15歲時，父親、母親先后身染重病，在陪伴父母求醫問藥的過程中，深感艱難，便立志要當一名醫生。
我考上了遵義醫學院，畢業后，開始是在清鎮組織部工作。我的工作得到領導和同志們的肯定，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但我還是向往當一名好醫生。經過努力，組織上終于同意我歸隊，我到醫院當了一名臨床醫生。
當醫生是很辛苦，責任重大，可每當看到經我治療的病人康復，我都感到無比的欣慰。1990年， 37歲的我調入貴陽市第二人民醫院并主持醫院工作，從此我走上領導崗位，我將人生最寶貴的時光和精力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二醫的改革發展事業之中。
腦科醫院是這樣建起來的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二醫，位于貴陽老城區南明河畔，是貴州省歷史上建立最早的醫院之一，他的前身為國民黨時期的南京中央陸軍醫院。抗日戰爭爆發，南京中央醫院于1937年遷到抗戰后方重鎮貴陽。這為缺醫少藥的貴州人民帶來了當時先進的醫療服務。曾經，著名的愛國將領張學良將軍在這里做過闌尾手術，文學巨匠巴金把他在這所醫院的住院經歷，寫進其生活三部曲之一的《第四病室》。
深厚的歷史底蘊讓我對這家醫院充滿期待，然而，到二醫上任的第一天，我看到的卻是蕭條的院落環境、陳舊的醫療設備、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病房條件，就連醫院的牌子也是掛在門前的一棵老槐樹上，醫院的門庭冷落與大街小巷私人診所的興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全院只有病床300張，醫護人員420人，無一名正高職稱的技術人員，包含醫療設備在內的全院固定資產僅為320萬元。再看看醫院工作報表，日均門急診量僅為100人左右，住院病人還不到100人，有的病房甚至長期無人入住，老百姓都戲稱二醫是一所“農村醫院”。
二醫現狀，深深地觸痛了我的心，貴州公共醫療的建設本來就薄弱，人民群眾求醫不易，如何帶領有半個世紀歷史的二醫擺脫困境，走出一條改革創新之路，是我思考的重心。
我開始進行認真的調研。一天，我在翻閱一本醫學學術期刊的時候，一篇關于“腦部疾病將成為威脅人類生命的主要殺手”的文章引起我的思考，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腦血管疾病、工傷、交通事故上升，特別是貴州貧困山區的患者，常常因為交通不便，或貧困得不到及時的救治而死亡。而有關腦科特別是神經外科方面的臨床和研究在貴州省還很薄弱，甚至是空缺。走一條以發展專科特色帶動醫院綜合發展的道路。
1992年元月，我撰寫了《創辦貴陽腦科醫院的可行性報告》，提出通過“科技興醫、特色興院、貸款引資、橫向聯合”的舉措，創辦“貴陽腦科醫院”。方案一推出，立即引起全院的激烈爭論，不少干部職工認為二醫的現實是無資金，無設備，無房屋，無人才，要創辦一個富含科技含量的腦科醫院，創辦腦科醫院簡直就是“天方夜譚”、“癡人說夢”，反對腦科醫院的創辦。
這時，1992年2月，鄧小平同志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講話，使中國的改革開放更加明確了發展方向，我在二醫展開了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的大討論。二醫人進一步解放思想，增強了信心。終于，1992年7月18日，創辦貴陽腦科醫院的可行性報告在二醫邀請的大型論證會上得到貴州省衛生廳、貴陽市衛生局及有關領導和專家的認可。
為了實現創辦腦科醫院的夢想，從1992年開始，我踏上了艱難的創業征程，無數次往返貴陽和國內衛生發達的各大城市之間，最后，我把目光投向了國內神經外科實力最強的北京天壇醫院。北上求援，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何魯麗同志(后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和北京市衛生局、天壇醫院的領導熱情的接待了我們，何魯麗同志在了解到我對醫院的發展構想之后，立即作出指示：天壇醫院要代表首都人民支援邊疆、支援貴州。天壇醫院的領導同時表示：我們不僅全力支持貴陽腦科醫院的創辦，還要幫助你們把它發展成為西南的神經外科中心。
